日本《鉆石》周刊6月3日一期刊登自由撰稿人中島惠的一篇文章，題為《為什么中國人患上了智能手機依賴癥》，文章摘編如下：“現(xiàn)金？我已經(jīng)不帶現(xiàn)金出門了。的確，2月過春節(jié)時取了1000元，現(xiàn)在錢包里還有300多元。因為在餐廳付餐費和在便利店購物時，都可以用智能手機結算，所以已經(jīng)不用現(xiàn)金了。再說從錢包里掏零錢也麻煩?！蔽?月下旬來到久違的上海時，一位姓王的朋友不經(jīng)意地對我說。
大約從一年前開始，在中國的城市里，用智能手機付款已經(jīng)變得很自然。據(jù)我所知，中國迅速發(fā)展到這種程度，進入“脫現(xiàn)金社會”，對于日本人來說還是很難想象的。
在中國，智能手機開始爆炸性普及是從2013年底開始的，那時距離現(xiàn)在不過才三年左右。在這期間，出現(xiàn)了售價1000元以下的低價位智能手機，用上了4G通信系統(tǒng)，智能手機機體也變大，還不斷出現(xiàn)了很吸引人的APP。當然日本的智能手機也有很多APP，但大多是限于“游戲”的內(nèi)容，并不涉及對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內(nèi)容。
而中國的智能手機APP很多都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在出租車不足的北京和上海，呼叫出租車的APP是必需的，此外還有可以即時支付各種公共費用的APP。不僅如此，你可以不用排隊，不用去銀行，不用到遠處購物。總之，在人口眾多，城市規(guī)模大，服務業(yè)從業(yè)人員素質差別大的中國，利用智能手機就可以簡單地解決問題。其便利、輕松超過了日本人的想象。
中國人頻繁使用的是支付寶、微信支付等用于結算的APP。2016年中國通過智能手機支付的金額，換算成日元已達到了600萬億日元（約合36.8萬億人民幣）。
在有些店里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可以使用，有些店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種，而消費者往往會下載兩種APP。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支付APP，甚至連街頭的報攤、餐飲攤點都可以用智能手機付費。
到現(xiàn)在，在大城市恐怕很難找到不能使用智能手機結算的商店，一旦人們習慣了這種便利，就變得離不開手機。
如果是在日本，去任何零售店，店方都會準備好現(xiàn)金零錢，店員的素質幾乎都達到了一定水平，也不用擔心假鈔問題，對智能手機的利用度不如中國高不僅僅是因為社會基礎設施不完善。但是在中國，因為存在上述不便，所以反而智能手機發(fā)展迅猛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超越了日本。
此外，中國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，還有很強的攀比心理，別人在做的事情，自己也要去嘗試。這是短期內(nèi)“智能手機依賴度”上升的原因之一。
如果沒有智能手機，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，一下子就會給日常生活造成妨礙。最近人們從事商務活動初次見面時，都不交換名片了，而是習慣把對方添加到微信朋友圈里。不僅是購物時支付款項，與家人或朋友預約見面，與有工作往來的人進行業(yè)務聯(lián)絡，全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機。
可以一邊走路一邊打電話或發(fā)信息的智能手機，對于急性子的中國人來說是很適合的工具，經(jīng)常可以看到有人邊走邊用手機進行語音聊天，因為這比發(fā)信息的速度更快。據(jù)說現(xiàn)在還利用微信搞輿情調(diào)查或者發(fā)送通知，如果沒有智能手機和APP，就會跟不上時代。
其結果，除了睡覺時間以外總也離不開智能手機的“手機成癮者”增多，夸張一點說，已經(jīng)開始出現(xiàn)“手機重要性僅次于性命、手機與身體一心同體”的情況。
我最早感覺到中國人對智能手機的依賴，是在2014年初。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地鐵時，放眼望去，車廂里幾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機或者刷屏。那個場景作為“此前見所未見的情景”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。
2014年，在人口不到14億的中國，使用智能手機的人約為5.5億。自那以來僅僅兩年半，使用智能手機的人已經(jīng)達到八億至九億。到現(xiàn)在，堪稱“手機依賴癥”的對手機的熱衷絲毫不減。
不過，隨著對智能手機“依賴癥”的加劇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對于不能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和農(nóng)民工來說，智能手機的普及拉開了與他們的差距，社會生活正變得越來越不便。
有沒有智能手機、能不能熟練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，會給生活品質帶來很大的差異，導致嚴重的“智能手機差距”，而這在五年前的中國是不存在的。在獨居老人增多的上海，圍繞智能手機的問題將來可能成為社會問題。
據(jù)中國媒體報道，今后智能手機上的APP不僅能使個人用來進行支付、預約、購物等等，還將在教育、醫(yī)療、行政機構、交通、保險等領域用來擴大服務。
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，中國社會在“擁有智能手機”的前提下已經(jīng)起步。只要居住在中國，恐怕就避不開智能手機。我這次在上海采訪時，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。
